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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剡社”和《新奉化》

发布日期:2016-03-09  查阅次数:420  作者:管理员  信息来源: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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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霖 


    奉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浓郁,人才辈出,奉化文化大家巴人———王任叔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史料显示,巴人早期的革命运动与“剡社”和《新奉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关剡社和《新奉化》的记载匮乏,他们的一些历史,至今人们仍知之甚少。偶然的机会,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剡社”和《新奉化》这段珍贵的历史。 
    “新文化”运动后,宣扬新思想、新文化的青年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1919年,由青年和学生组织的“五四”爱国运动,将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推向高潮。在“五四”爱国运动思潮的影响下,1921年,庄崧甫、王仲隅、王任叔、王友祥、胡行之、庄公闾等奉化有识之士和思想进步的青年联合起来,组建了奉化的青年爱国进步团体———剡社。通过“剡社”,奉化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努力探求社会改革,力求推进社会发展,并与当时以奉化城内劣绅戴南村等为首的保守组织(派)“法治协会”对抗,长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剡社”制定了严格的入会资格和条件,进步青年要想加入“剡社”,须经老社员推荐介绍,入社时还要先填写志愿书,以确保入社社员的质量。1921年,初入社的有63人。此后,宋汉生、周时璜、汪唯林和董子兴等42人先后加入过“剡社”。“剡社”内部订有简章,每年修订一次。“剡社”的《总纲》里指出:“本社以互助之精神,行改造之事业为宗旨。”社内设评议部和执行部,1922年改为执行委员会和基金委员会。期间,还设立过顾问,庄崧甫等人曾当选。每年暑期,“剡社”都要召开社员常年大会,公开选举社内职员和委员。1924年7月,“剡社”常年大会共有35人参加,其中有3名女性。“剡社”的经费来源除社员的入会费每人小洋五角、常年费每人大洋一元外,最主要的来源靠社员捐助。1925年7月,“剡社”共募得经费银元585.76元。 
    1923年,剡社创建会刊《新奉化》。初为年刊,1923至1925年,每年7月1日出版。首任主编为胡行之。1926年,王任叔担任《新奉化》主编,改年刊为月刊。《新奉化》内设有论说、调查、人物传记、乡土风貌、农谚方言、本县大事记载、旅外同乡消息和社务报导等,还有文艺作品,如小说、诗歌,如王任叔的小说《剪发的故事》、长诗《告弟兄们》;同时还发表一些名人题字和本县的风景、人物照片等。内容涉及的范围甚广,有论及当时的政治,也有评论历任县长的功过,更有当时本县的农业、水利、矿藏、交通、手工业、财政、赋税、户籍、教育、卫生、妇婴等诸方面的调查统计,有些还提出改革的具体设想。如“剡社”调查部写的《民国以来历任县长之舆论》,周国瑞的《女子觉醒之要途》,庄崧甫的《奉化水利设施大要》,赵仰夫的《奉化农林公司计划书》,陈贡三的《拟筑鄞奉象长途汽车商榷书》,孙石民的《筹设奉化公立病院议》,以及王任叔的言论《万民生计岂容一人垄断耶?》,周代殷的《剡社的责任》和蒋辅勤《忠告县知事》等等。这些内容对监督执政者和推动当时奉化各方面改革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新奉化》每期发表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宣传新思想,揭露豪绅劣迹,打击封建势力。刊发的文章观察敏锐,思想深刻,体式丰富,格调多样,风格独特。因此,受到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在奉化县城内颇具影响,成为奉化进步青年笔伐口诛旧社会、旧势力的思想战斗堡垒和阵地。一时,《新奉化》被誉为奉化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剡社”成员王仲隅、胡行之等人,在庄崧甫的大力支持下,除重视当时小学的发展,还创办了奉化县立初级中学,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起到了良好的影响,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在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中,“剡社”是一个社会改良的进步团体,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剡社”的成员迅速发生了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进步分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如王任叔、王仲隅和董子兴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一些人从保守到落后,甚至逆历史而行;也有社员公开提出:“本社为改造社会而发起,但改造有一定之步骤;当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也。若过于猛浪,则败事有余,成事不足。”不少社员明哲保身自动离社隐退,到1926年旧社员重新填送入社书的仅有胡行之、王任叔、王仲隅、董挚声、庄公闾等28人。1925年6月10日,奉化万余群众冒雨在大桥镇金沙滩集会,“剡社”骨干王任叔为主持人,声援“五卅”运动,并声讨没有与会的县知事沈秉诚和教育科长杨藩卿。当时群众情绪高昂,游行规模空前。之后不久,“剡社”中的进步分子还发起成立了奉化学生会联合会、奉化小学教师联合会。此外,王任叔还积极组织演讲队、演剧队,查抄英日旧货,为死难家属募捐等运动,在奉化城乡间进行的爱国宣传活动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王任叔在担任《新奉化》主编期间,每每发表言论刊登文章,大多内容激进,抨击土豪劣绅和当时的政府,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当时的事物,提出要改革社会必须推翻旧政权的观点,积极支援当时由共产党员卓兰芳发动的奉化东乡农民运动。 
    “剡社”成员激进的活动,以及在奉化城乡产生的深远影响,引起了以“法治协会”为中心的劣绅们的恐惧和仇恨。他们开始向“剡社”中的进步分子进行攻击。1926年6月间,王任叔被迫离开奉化,《新奉化》暂时停刊。“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王任叔、王仲隅、庄公闾等“剡社”骨干相继被捕入狱,后经庄崧甫保释出狱。不久,他们也被迫先后离开了奉化。“剡社”和《新奉化》正式退出了奉化的历史舞台。 
    尽管,“剡社”和《新奉化》在奉化的革命斗争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这些改革的新思想和种种活动,在强大的旧社会势力面前短期很难实现,但这一切却使当时奉化县内执政者有所顾忌。他们宣扬的新思想也在青年和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奉化城乡的进一步扩大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剡社”和《新奉化》在奉化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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