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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大亨——舒自清

发布日期:2007-11-28  查阅次数:487  作者:管理员  信息来源:人物春秋

舒自清,原名舒鸿源,祖籍奉化岳林街道舒前村。1918年2月8日,出生在上海市虹口区一个贫民家庭。他靠自学成才,十八岁就成为英国义茂利会计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审计师,又受聘为上海洋行的高级职员。“一二·九”反帝爱国运动使他从“科技救国”的梦中醒来,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困斋的启发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1937年10月参加革命队伍。

1939年9月,日寇步步紧逼,全国形势日益恶化。周恩来决定组建党的第三条秘密战线——广大华行,作为绝密、备用的组织。如果政局发生突变,第一条战线(八路军办事处、 新华日报社等公开机构)和第二条战线(国统区、敌占区党的各级地下组织)瘫痪,它将取而代之,发挥作用。除了极少数高层领导是中共党员外,这个公司和其他 商贸机构没有区别。按照周恩来“长期隐蔽,不断提升社会地位,当好‘资本家’,但又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的指示,以“财神爷”、“大老板”的 面目作掩护,采取单线联系,独立作战的地下工作方式。卢绪章出任总经理,具体领导这条战线。它后来为根据地输送了大量情报、物资和经费,帮助中央领导人往 返国统区,成为党最隐秘的地下掩体和经济支柱。

1940年,上级安排舒自清到重庆工作,担任广大华行重庆分行经理,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在商海的激烈博弈中,为了表示廉洁自律,他毅然改名“自清”。遵照周恩来广交朋 友、当好“资本家”的指示,舒自清结识了大批医药界和其他各界的名流。广大华行与国民党高级政客张军光,蒋介石侍从室专员、陈果夫的亲信施公孟,医药司司 长俞松筠,重庆卫生局局长王祖祥等达官显贵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舒自清为人豪爽,爱交朋友,他利用自己出身奉化,常与“四大家族”的人混在一起,请客吃饭、打桥牌、搓麻将,联络感情,刺探情报,寻找商机。不久重庆上流社会纷纷传言:“广大华行有蒋氏的背景。”

保护色搞好了,社会关系也打开了,舒自清开始努力为党挣钱。他广纳投资,扩展销路,使广大华行的西药生意财源滚滚。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贸易通道断绝,进口货行情大涨。广大华行抓住机会,利用自己的贸易渠道赚了个盆满钵盈,总资本翻了几番。

1944年,法西斯已成强弩之末,国际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外交官和记者时指出,战后中国建立民主政府,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家工业化。我们需要美国 的援助与经济合作,这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也会大大促进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周恩来指示广大华行,要大力开展中美贸易。于是总部准备派年纪最轻、英语流利、 业务娴熟的舒自清去美国创业,把公司的活动资金30万美元,抽出三分之二交给他做原始资本。

舒自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并于1945年1月动身。他的美国之旅可谓是九死一生,飞越喜玛拉雅山时几乎坠机,被迫滞留印度达数月之久,横渡大洋时又遭到日本军舰追袭,最后总算有惊无险踏上了洛杉矶的土地。

下船的第一印象就是美国非常富庶,行人穿着体面,市场货物充足,到处蕴藏着无限商机。舒自清非常兴奋,决心要放手大干。他先去芝加哥伯特药厂,除了接洽定货 业务外,还想拿到他们在中国的经销权。当时西药在中美市场差价很大,一般可以卖到美国成本的四倍,利润高昂,所以他决心要做西药的生意。没想到此行并不顺 利,老奸巨猾的销售部经理傲慢地拒绝把在中国的代理权交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决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舒自清当机立断准备去纽约———这个世界贸易 中心争取新的机会。

于是,舒自清住进了帝国大厦旁边著名的五月花旅馆。这一天恰逢希特勒投降了,舒自清非常激动,他认为法西斯德国的崩溃为日本侵略者敲响了丧钟。在战后的世界,中国要想占据重要地位,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基础。他这个过河卒子必须勇往直前。

1945年6月1日,广大华行美国分行正式开张。为了使公司有一个高起点,舒自清首先瞄准了那些世界著名的大药厂。他来到礼来公司营销部,和这个成立于1876年 的药业巨头相比,伯特药厂简直不值一提。礼来公司销售部主任接待了他,可是没容他讲完来意,就打断道:“先生,我们在中国有固定的贸易伙伴,谢谢!我很 忙。”在惠氏、辉瑞、默沙东等公司的遭遇也一样。美国人的自大和对中国的无知令他既愤怒又沮丧。但是,早年的艰辛生活造就了舒自清倔强的个性,他仍然积极 寻找新的突破口。11月底,舒自清辗转找到了上海时期的老朋友纽约花旗银行副总经理,他一口答应帮忙,并说:“美国人对中国市场早就馋涎欲滴了!”

过了几天,美国六大药厂之一、排名第二的施贵宝公司中国部经理帕克格林约见舒自清。舒自清立刻全副武装起来:戴上金边眼镜,言谈举止显得庄重沉稳,销售策划 书及代理协议等商业文件也早已准备妥当。格林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施贵宝高层也十分看好中国市场,准备大举进军,花旗银行副总的推 荐,使他们对广大华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格林推荐,两周后,国际部总经理魏克约舒自清面谈合作事宜。舒自清在会面前已经详细了解了该公司和魏克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准备了好几套谈判方案。他详尽地 向魏克介绍了广大华行及中国市场的情况,强调他们是按照西方的经营理念运作,有实力、有信誉,业绩卓著,如果合作保证每年生意可以做到百万美元以上,纯利 润不会少于50万。

他的发言深深打动了这位老谋深算的商人,双方合作的意向基本肯定了。舒自清了解到施贵宝有一批存货盘尼西林,正是国内奇缺、要用金条来换的特效消炎药,就主动提出马上购买十万美元的药品。魏克当即拍板,把施贵宝在中国和东南亚独家经销西药的代理权交给舒自清,每单生意给他10%的代理费。这和舒自清心中15%的比例有相当差距,但他认为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来日方长,等买卖做大了,还怕不涨代理费吗?1945年12月,广大华行美国分行与施贵宝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舒自清马上买进了10万美元的盘尼西林等药品。他的公司在纽约崭露头角。

舒自清包了专机,把第一批西药紧急运回国内。总部马上在报刊电台猛登广告,还派人把大街小巷都贴满了“盘尼西林真灵”、“维他命保命丸”等宣传标语,霎时间茶楼酒肆人人议论广大的美国新药。不出一周,药品全数卖出,光盘尼西林就赚了10万美元。

美国分行与施贵宝皆大欢喜,舒自清没费周折地就将代理费提高到15%。接下来的几笔生意总额达到了100万美元。舒自清意气风发,又把眼光转向了钢铁、化工、机械等领域。总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涌来,美国厂商也纷纷上门接洽业务,后来还与杜邦、摩根等垄断财团有了业务往来。公司名声大振,搬到了华尔街120号。这时,舒自清领导的美国分行再也不是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了。

1946年夏天,美国分行的西药生意如日中天,横扫了中国市场,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也眼红起来。他托美国前国务卿史坦汀纽斯向施贵宝的老板要中国的代理权。魏 克故意把消息透露给舒自清,并表示相信舒,因为宋是搞政治的,而舒才是有力量的企业家,但是却乘机压价。舒自清针锋相对,要求把代理费提高到25%。魏克愣了片刻气急败坏地说:“舒,你有没有搞错?连宋都得来求我们呢!”舒自清气定神闲地提出,可把今年的生意做到500万,最后他不但如愿以偿,还免除了广告费。

舒自清一鼓作气,不但做进口生意,又开始向美国出口大豆、桐油、猪鬃、肠衣等中国土特产,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一时间他和美国分行声名远播。大家都认为他有实力、有后台,是新兴的买办大资本家。

为了保密,舒自清和中共地下党没有横向联系。当时中共美国支部领导人司徒慧敏曾向组织汇报,说舒自清是四大家族的忠实走狗。解放初期,他在地下党领导人刘少 文家里碰见了舒自清,十分惊愕,刘少文为他们介绍说:“司徒,这就是你向我报告的四大家族的人啊!”在座的同志都哈哈大笑起来,司徒慧敏这才知道舒自清也 是共产党员。

大洋彼岸送回的钱和物马上被投入到日益激烈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本来舒自清还准备投资实业,在美国轰轰烈烈大干一场。后来国内解放战争发展迅速,党指示他暂时收缩。1948年底,由于地下党高层出现叛徒,第三条秘密战线的同志有暴露的危险,12月17日,舒自清按组织的命令撤到香港。临行前他满怀深情地抱起几个月的女儿对妻子黄雨清说:“如果三个月后还没有我的消息,你就自己把孩子养大吧!”

在美国的四年中,舒自清以丰富的贸易和财会经验,高超的英语水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和贸易环境中,独当一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 系,打通多条贸易渠道,为我党举行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提供了宝贵的外汇;并向国内进口大批西药和其他急需物资,为新中国的创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深受他的感染,后来也追随他回来,为建设新中国出力。纽约分行副总经理高平叔,一个留洋的经济学家,就曾经感慨万分地说:“真没想到老舒也是共产党,如果人人都像他那样大公无私,一心为民,中国就有救了!”

战争结束时,舒自清主动回到国内,在外贸战线上又做出了新的成绩。在建国初期他就提出,应该扩大对西方国家的出口,以及举行广交会的创意,并为实施这个战略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此举为我国贸易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虽然工作上舒自清得心应手,可是政治上却屡遭挫折,每次运动都成为“运动员”,还曾被怀疑有经济问题。三年困难时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他仍然毫无怨言,对党充满了信心。

1960年代,他到中央调查部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文革”中,由于舒自清夫妇的特殊经历,被造反派当作“美国特务”批斗得很厉害。不久,他们被秘密关进北京市秦城 监狱。舒自清被当作“政治重犯”单独关在小囚室,顿顿都吃菜汤、窝头,根本填不饱肚子;冬天屋里冷得像冰窖。即使这样,他还是利用坐牢的5年时间重新系统学习了马恩列斯的原著,出狱时光读书笔记就装满了一麻袋。

1972年10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落实干部政策,形势稍有好转。1973年1月, 黄雨清已报病危七次,舒自清的身体也很不好,在许多老同志的帮助下,他们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放了出来。虽然头上仍然戴着沉重的政治帽子,没有工作,妻 子濒临死亡,孩子四分五散,舒自清仍然急切地关注着我国的经贸工作。他曾设想,在一些地理位置合适、条件较好的地区、实行特殊政策,吸引外资;建立跨国公 司,使我国外贸工作与国际接轨……这些超前的观念难能可贵,但在当时还不可能实现。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舒自清也获得第二次“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在外贸部担任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凭借他的外贸的经验,利用信贷和买卖期货操纵国际糖价,一举为外贸部赚了2亿美金。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对他在建立特区、引进外资等方面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视。舒自清当年的一些部下后来成了亿万富翁,他利用这些老关系促成了许多中外商贸项目。1988年离休后,他仍然离而不休,为开发经济、吸引外资积极出谋划策。

1989年6月7日,联合国准备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国际关贸会议,舒自清为参加会议亲自写了发言稿,力主中国加入WTO,并雄辩地阐明这不但对中国有利,更对世界有益。可惜壮志未酬,便于6月1日中风倒下,没能成行。身患重病后,他还念念不忘外贸体制改革和加入关贸协定的问题。1996年5月1日在弥留之际,他对未竟之事仍深表关切与遗憾。

 

 与夫人黄雨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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