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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山下的抗日激流

发布日期:2016-03-03  查阅次数:244  作者:管理员  信息来源:纪念活动

蓝瑛 
 
       我原名叫竺宜俊,1938年秋至1939年夏,在锦屏山下奉化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当时日军疯狂侵略中国,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英勇顽强的抗战。我校的一些进步老师和学生,也投身于抗日救亡激流之中。 
       我于1938年4月在家乡江口竺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8月底受党组织派遣考入奉化中学,任务是团结校内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奉化中学是个素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王任叔(巴人)等几位老前辈在这里战斗过,播下革命的种子;我进校前的一二年,也有好多同学积极开展抗日活动。我进校时,原在校内的党员已经离开,党的活动是秘密单线联系的。半年后来了一位刚从上海暨南大学毕业的党员陈绍瑞老师,于是建立了校党小组开展工作。 
       在校内,充分发挥党报、党刊作用。我党主办的各种报刊,如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解放》和上海出版的《译报周刊》等,在当时都可公开订阅,我们以班级同学会名义或通过老师组织读书会、讨论会、座谈会等,选择这些报刊中的抗日文章进行宣传。 
       一次,为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战略思想,组织“关于保卫大武汉问题”讨论会,影响很大。同时编印刊物,如以同学会名义出版校刊《奉中半月刊》;教师们也编刊物出版。此外,组织演出反映抗日义勇军斗争事迹《三江好》戏剧,演唱《流亡三部曲》歌曲等,通过编报刊、举办演唱会等多种形式传播抗战思想、揭露日军罪行,激发广大师生投身抗日激情。 
       在校外,除通过校刊发行、在《奉化日报》和宁波《时事公报》等报刊发表文章,直接面向民众宣传。同时组织同学会学生开展活动,大的有两次,社会反响强烈。 
       一次是1939年元旦前后,组织10几名同学,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我们这群年仅15、16岁学生,打起背包、穿上草鞋迎着凛冽寒风,奔向海滨渔村、偏僻山岙,历经一个多月时间,写标话、绘漫画、巡回演出抗战戏剧等,接受宣传群众达数万人。然后编写通讯报道,在报刊上发表,影响很大。另一次是在同年寒假,组织几个留校同学当“小先生”,借学校教室开办义务文化学校,招收城内几十名贫苦儿童补习文化。办校时间虽不长,但在联系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方面起到较好作用,受到社会舆论的称赞。 
       我们之所以能顺利开展活动,主要是由于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重责在身,和师生们同呼吸、共命运。在活动中,我聚集了几个比较进步的同学,共同商量、决策,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还按照党的指示,在校内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发展王冶、王成等三名同学为“民先队”队员。我们的活动,还和县内各抗日团体密切配合。如当时名义上是国民党奉化县政府管辖,实为我党掌控的抗日武装县政工队,其队长陈冠商就是受中共奉化县工委派遣的党员,活动得到县政工队的支持;还有一家“抗战书店”,常发行抗日进步书刊,该店其实是我党秘密交通站,共产党员陈彭寿任经理。我常和同学去书店联系,关系密切。 
       当然,在工作中也有斗争。多数同学和老师积极支持我们的活动,但少数老师认为搞得有些过分。个别的甚至说我们男女同学混在一起“不成体统”。 
       1939年上半年,我和几个同学曾酝酿去皖南参加新四军,不料被一个同学家长发觉告诉了学校领导。我们被校方追问监视了几天,不准自由出校。这件事影响很大,竟被国民党县党部作为对校方施加压力筹码,公然遏止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我则被校方记大小过各两次,再记一次小过,就要被开除学籍。 
       同年7月间,奉城屡遭日机空袭。学校酝酿迁往大堰万竹山区。党组织考虑我的身份有所暴露,不便再在校学习,指示我转移。我就于8月间离开奉化,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后去苏南参加了新四军。 
     (据1981年3月19日回忆录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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