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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夫的泪

发布日期:2016-03-03  查阅次数:243  作者:管理员  信息来源:纪念活动

李善良口述  徐猛挺整理 
 
       1941年奉化沦陷,日军进驻尚田任家祠堂,设立据点。那年,我刚好17岁,高小毕业后一直在家放牛。一日,村保长叫我每星期一到后山给日军部队干活。从此,每星期一就成了我最难熬的日子。早晨天没亮便赶紧出门,中饭则是自己带的冷饭头。那年头干活,没任何机械器具,全靠手拉肩挑,而日本兵则扛着枪凶神恶煞地来回巡逻,有怠工或生病疲惫的劳工,就用皮带抽、皮鞋踢,甚至拉出去枪毙。 
       1944年农历七月初四清晨,我赶到工地,日军不叫干活,逼着我们排队向任家祠堂进发。今天到底要我们干什么?难道是东洋人开恩,让我们休息一天?我一直在纳闷,但也不敢问,担心引来杀身之祸,脑子里一刻不得安宁。来到祠堂,200多号人便被分关在5间每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刚进去,还算平静,有的躺有的坐,不久就害怕了,因不时有人被关进来,并且只许进不许出。小屋里没有厕所,尿屎急得憋不住,全撒在屋内。到中午,整间屋已是臭气冲天,所有人脚上都沾满了粪便。下午3时,饿得发慌的我,便想吃早上带来的冷饭头,可看看满地粪便,又闻着恶臭,无法下咽。晚上8点多,天暗下来时,日本兵还没通知干什么,我实在支撑不住,在满是粪便的地上躺了下来。 
       第二天凌晨,日军进来传话,称集体行军,并发给了每人一双草鞋。至于到哪里干什么何时回来,只字未提。已被鬼子打怕的我们,一个都不敢出声,200多号人就这样被押着步行到宁海。第二天一早,一日军看见我在屋外小便,莫名其妙地叫我往回走。那天晚上我被押回任家祠堂时,见已有上百号人挑着碗、糖等物准备出发,我发到一双草鞋也被编入其中。已走了两天的我,已是浑身酸痛,没有一点力气。疲惫不堪又得挑东西上路,真是艰辛难受。那时的路全是石子,有棱有角,脚底痛得很。走到江口,草鞋已破得不成样子,但我仍舍不得扔掉,穿着毕竟还能有一丝保护。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而行,到天亮时总算抵达宁波濠河头。 
       走得累,吃的更差。一天只给中午一顿饭坐下来吃,早饭、晚饭都是边走边吃,路上因走不动被日本兵打死的人很多。有一个水孔头人,挑到宁波大便出血。毫无人性的日军用枪逼着他继续往前走,一直撑到绍兴,那人已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残暴的日本兵不但不施救,还想让马去踩死他。可灵性的马比东洋人有人性,靠近了又绕着离开了。挑着走了八天八夜,终于到了杭州。脚底已是血肉模糊,有的甚至露出了骨头,肩上全是脓包。 
       离开杭州可以回家,摆脱了日本兵魔爪兴奋无比。可凶恶的日军只给每人2双草鞋和3斤米便打发我们回家。第一夜宿在萧山的一座庙里,3斤米可舍不得吃,做成米汤,每天喝一丁点。但再节省,到第三天走到余姚马渚时一粒米都没有了。我饿昏在路边,醒来时浑身无力,为了活命,只有沿路乞讨。那时的百姓也都穷得揭不开锅,在余姚讨了五家,竟没得一粒米。前不着店后不见人,就采树叶野果充饥,只要可以下咽,什么都敢吃。后来碰到一好心人,施助了四斤米,总算走回了家。七月廿二,当我走进家门时,家里的爹娘都惊呆了,他们之前都以为我已经死了,我们三人抱头痛哭,久久不愿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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