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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县地名普查与地名志编纂工作的回忆

发布日期:2010-09-25  查阅次数:553  作者:管理员  信息来源:史海钩沉

                         竺家惠

地名是一个地方的代号,就和人的名字一样。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世间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四旧”,是封、资、修的黑货,都在批判、打倒之列,连流传了千百年的地名也不例外,被改得面目全非,造成了混乱。奉化也是这样,如白杜公社的税务场村,因地处白杜和莼湖之间,旧时在此设税署,故有此名,是个很有含义的村名,却被改为“文胜”(意思是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萧镇公社的孙家村,原是因姓命名,被改成“红卫”(纪念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小将)等,类似情况很多。同时,在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县内重名的现象十分普遍。再是由于行政区域的变化,行政区域和驻地的名称也不统一,造成了地名的混乱。这给军事、通信、交通、消防和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为了纠正地名的混乱现象,国务院于1979年底发了309号文件,决定在全国开展一次地名普查,恢复原来的地名,搞清地名的来历及含义,使行政区划和驻地的名称统一起来,还要求一个地区内公社(乡)的名称不能重名,一个县内的大队(村)不能重名,使地名标准化并加以规范化管理。

为了贯彻国务院文件,1980年县里成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由副县长邬烈民任组长,人武部、民政、交通、邮电、水利、基建等局一名副局长为成员,各局抽调一人成立普查小组,负责普查工作,办公地点在民政局,由副局长蒋华定任主任。1981年春,我在县汽车站工作,由钱智卿指名委派我作为交通局的一名员工参加地名普查——先此,我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在白杜汽车站工作,一人一站,一天两班客车,工作十分轻松,空闲时就自学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钱智卿是白杜人,每星期返家必乘汽车,他在候车时常与我闲聊些文学、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他原先是组织部的干部,此时任交通局副局长,认为我很合适参加地名普查工作,于是向上推荐。
  大约于1981年三四月间,我去民政局报到。除我之外,普查组成员有人武部蒋炳淡(后来调卢参谋),水利局袁圣君,基建局吴国钦,邮电局汪鹏年,另外教育局也抽调了长于文史的汪树炎、陈嘉等三位退休教师。
    普查小组先在地名变动较多的萧镇公社试点,而后在全县铺开。我们先向群众宣传地名普查的重要性,又向各大队(村)发了普查表格,要求根据传说和家谱等资料,说明自然村和大队名称的来历和含义。当时全县有大桥、西坞、江口、溪口、方门、莼湖六个区,普查小组每人负责一个区,我分在莼湖区。区里由武装部吴部长负责。莼湖区范围很大,有七个公社,普查任务较重,幸好有清末吴文江编的《忠义乡志》可作参考(莼湖区的大部分在清代时称忠义乡)。该书记载内容较广,对每村的姓氏、人口、居住年代和地理位置基本上都有记载,这给普查工作和以后的《地名志》编纂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还有桐照公社的林崇成同志,对当地的情况相当熟悉,对村名的来历也有确切可信的解释。他提供的资料给工作带来不少方便。
  全县的群众性普查工作经基层组织和全组同志的努力,获得了大量翔实的基础资料,接下来的工作是整理、核对、考证普查资料。我负责名胜古迹的编写和村名资料的文字修改。1981底,我们去富阳、桐庐、临安几个省里认为先进的县学习,对我们启发很大。资料经过整理,制作成地名资料卡片,一式三份,一份送国家地名委员会,一份送省,自留一份。而后由宁波地区民政局组织验收,稍经修改后定稿。至1982年初,县地名普查基本结束。此次普查,正名正字,规范写法,改正了被乱改的带有明显政治意义的数10个地名,基本弄清了地名来历和含义,改了18个重名的村名,又把行政区划名和驻地名称统一起来,把城关公社改成大桥公社,甘坪公社改成楼岩公社,三石公社改成跸驻公社,亭下公社改成班溪公社。这些都为以后的《地名志》编纂和编制《奉化县地图》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还由县人民政府发文公布标准地名,使地名纳入正规化管理,这是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在地名普查即将基本结束之时,我回到了原单位,继续做财务出纳工作。
 1982年,省地名委员会发文要求各县利用地名普查成果,编纂《地名志》。此时地名管理工作已移交给县基建局,具体由吴国伦兼管。此事县领导很重视,又经吴努力,县长办公会议同意拨3万元编纂经费。在当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吴感到担子很重,积极物色人选。他要求主管县地名志编纂工作的副县长邬烈民(后任奉化县委书记)出面向汽车站领导借调我去编纂《奉化县地名志》。吴国伦因为还负责局里的其它工作,学的又是工程技术,所以具体由我负责。局里给了两间办公室,我们又买了四张办公桌,算是完成了编纂的硬件配置。我先拟订编辑大纲,确定收录范围,又在收藏文史书籍较多的县文管会办公室查找地名资料。我查了不少古代作家的别集,特别是本地的作家。记得有楼钥的《攻  集》、陈著(晚年自号本堂)的《本堂文集》、戴表元的《剡源集》、孙能传的《剡溪漫笔》,还有梅尧臣的《宛陵集》、王安石的《王荆公集》、王明清的《挥  录》、《元丰类稿》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中记载了许多地名和其它史料,是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在考查古代的典章制度时,我也查了《新唐书•地理志》、王溥《唐会要》、马端临《文献通考》、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杂录》、《潜研堂文集》等和一些宋元笔记。同时还请教了杭大地理系吕以春教授。以上这些取得的资料后都被大量采入《地名志》。我还据此撰写了《浙江奉化县名考辨》,发表在《地名知识》(1986年第2期)上,后又被收录在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浙东文化论丛》一书。因为人手缺乏,我要裘然之推荐擅长此方面工作的人选。裘然之推荐了葛岙的王惟敏。几天后,我和吴国伦去葛岙。王当时不在,家人说他在中原商业系统办的一所学校临时任教。我们当即赶到那里。王惟敏听说来意,一口答应,但因教务在身不能马上就来,须等学期结束。

我们继续物色人员。一天,我逛大桥新华书店,发现在橱窗里有几本古代文学作品,于是驻足阅览。此时有一人也在看,当时我们并不认识,大约有同好吧,就闲聊起来。他说现在看这方面书的人很少了,但又说有一个朋友在这方面倒很有修养。我听了以后,说我们正在编《地名志》,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他问了我是什么单位等,我以实相告。他说汽车站的金瑞昌是他的朋友,他要金向我推荐那个人。大约此时也是求才若渴吧,我说可以试试。此事金瑞昌以后也未同我说起。过了一二天,果然有一人来基建局直接找我,他说,那天在书店同我聊的是大桥镇镇长的弟弟,叫赵志云(音),自已叫方中但(后改为方宗淡),是大桥人,在社镇企业工作,平时爱好文学,还练习书法云云。我和吴国伦商量后同意试用,于是就留了下来。

后来王惟敏也来了。他年青时跟胡行之在西湖博物馆工作,以后又从教,长于诗词,是奉化的名诗人。我向县府办应德芳主任汇报以后,为他和妻子安排了一间房子。在编纂之中,周维尧先生提供了西坞区(原金溪乡)资料,付给他50元稿费。他熟悉掌故,又长于考证,后来编有《金溪待志》(未刊,所编资料后入“西坞镇志(上)”)。
  此后,我带方中但去杭州、上海等地各大图书馆查找历史资料,我找资料,他抄录文字。在杭州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我见到朱士嘉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发现两种《奉化县志》,一是清康熙间修的,藏在北京图书馆;一是明嘉靖时修的,藏在上海图书馆,叫《奉化县图志》。于是我到省地名委员会开了介绍信来到上海。那时上海的住宿很紧,统一安排,还要分级别。因为是省级的介绍信,旅馆较好些,但在虹口区长阳路上,离南京路的上海图书馆有很长的距离,只好每天早出晚归。在特藏部里,我索借嘉靖《奉化县图志》,被告知原书不能借,但该书已缩微成胶卷。我就着幻灯放大机粗粗一览,觉得很珍贵,很有价值,因为此书我们县里至今还没有,也无人知道现在仍有明代的县志传世,我当即要求复印后邮寄给我们。过了不久,就从邮局收到厚厚一大摞复印件,这就是这部县志发现的经过。这部县志给我们修《地名志》和以后的市志编纂提供很多原始资料。至于在北京的康熙版《奉化县志》,我们决定去找,后因时值国庆35周年,上级通知控制上京人数,又限于经费,最后作罢。这里还得记述一下有关孙锵手稿线索的事,录以备考。据当时县文物室负责人汪仕定说,孙锵的部分手稿在其武汉的孙女那里。其孙女曾来信说愿意献给政府,但要派专人去联系。汪仕定和胡家归都说很珍贵,文物室没钱,建议地名办出面去武汉,我考虑孙的文稿于地名关系恐不大,再说来回化钱化时,就没去。孙锵是萧王庙人,号玉仙,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进士,授内阁中书,又做过四川的地方同知,在蜀期间发展教育,赈灾救灾,促进彝汉民族团结,很有政声,著有《砚舫诗集》,更富藏书,号“七千卷楼”,是奉化的宿儒。他既做过内阁中书和同知等地方官,阅历颇丰,于朝廷典章和地方情事定然了解不少,再说著述也多,他的手稿定有较大的历史价值,不知以后是否有人去联系过?

此间,吴国伦同志和我及方中但又去已经编好地名志的瑞安县取经,得益不少。他们送了一部《瑞安县地名志》。因为志书笨重,旅途碍事,就在当地付邮寄回,留待参考。
  大约是1984年9月,台州地区在临海召开地名志编纂会议。省地名办负责人杨小法得悉我在地名考证方面有些体会,要我赶去,在会上作发言,供与会同志参考。我后来把发言稿写成专文分两期发表在《浙江地名通讯》上。也是在这一年吧,具体时间忘了,省里开展岛礁地名普查,在杭州米市巷省招待所开会,我去参加,会后带来了解放军总参谋部编的象山港海图。由基建局吴忠钦和石沿驻军联系,派了一只小艇在象山港海域察看,记得同去的还有方中但、俞亚力等同志。在编志期间,我又应省地名委员会约稿,撰写《浙江地名简志》条目26条(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期间上海辞书出版社要修订1936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他们印发了有关奉化县的条目。县府办毛亚东交付我负责修订。在修订完善原条目内容外,还新增奉化江、鲒  等几个条目,他们来信认为做得较好,所以出书时,出版社把我列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共有135人,此书1990年出版,书名改为《中国地名词典》)。
  此时地名办公室,有我和方中但、王惟敏等同志,地名工作交由基建局吴忠钦兼管。他们几个人负责起草公社概况,我负责修改定稿。此间邬烈民同志几次过问并催促,我自是感重任在肩,于是经常早来晚去,一丝不苟,力求提高志书质量。王惟敏先生看到我这样,有些不好意思,但毕竟体力不济,已七十五、六岁,于是作诗代言:“三月春阳暖气生,明窗倚处意清新。检书恨不穷千卷,闻鸟爱它啼两声。董笔丹心求一得,义军斗胆拔三城。老人未许伤迟著,缓缓邯郸道上行。”(《竺家惠同志探研资料几乎忘归诗以赠之》,编入《白水吟稿》)我看了以后,觉得他说得太客气,表示不敢,也请他“缓缓而行”,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不要着急。大约是1984年底吧,《地名志》的稿子已完成大半,形成了雏形,只剩下几个公社资料和一些山脉、河流、企事业单位、建筑物等附录的资料有待收集和完善,照片目录已定,但部分还未拍(一部分已由郑福海拍摄)。在这当口,汽车站对机关先后两次无偿长借企业人员(地名办只支10来元月奖)有微词,几次要我回去,但这边工作确实需要我,省地名办负责人杨小法也来信挽留我。于是基建局和人事局商量,决定正式调到局里。接着人事局去汽车站办调动手续,被告知因我是工人编制,不能调入机关,就这样我最后还是回到了原单位。
  《奉化县地名志》出版后,发挥了较大作用,社会反响良好。但书中也存在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有些是属于校对不严,有些是属于知识性错误。尤其是漏了出版年代,徒费后人考证。这些希望在以后的重版或地名续志中予以纠正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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